近几天，许多人逐渐意识到，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已不再是简单的“回合制”空袭，而是演变为一场全面的军事行动，伊朗已成为真正的战场。首都德黑兰全城笼罩在危机之中，居民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我在德黑兰的朋友中，有些选择暂时撤离这座城市，寻求安全；也有些选择坚守家园，面对未知的命运。

以色列的真正意图是什么？此次袭击的背景和前因后果又是什么？在伊朗与美国核谈判的关键时刻，以色列突然发动出人意料的攻击，打破了谈判的脆弱平衡。一些乐观派曾对核谈判寄予厚望，憧憬美国可能在伊朗投资，甚至双方重开大使馆，恢复外交关系。然而，悲观派（或称为现实派）从一开始就警告，谈判可能是一个陷阱，旨在引诱伊朗坐上谈判桌，分散其注意力，为以色列的军事打击创造条件。现在，以色列的行动似乎证实了悲观派的判断，核谈判的希望被战火无情吞噬。

大量证据表明，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阴谋。首先，特朗普在袭击前夜从伊拉克撤军，这一举动显然表明他事先知情。此外，核谈判本身似乎是一场障眼法。上周公布的新一轮谈判定于周日举行，误导外界认为至少到周日伊朗不会遭受攻击，从而降低伊朗的戒备心。与此同时，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上周抱怨，原本承诺援助乌克兰的2万枚导弹被转送至中东（即以色列），进一步揭示了袭击的幕后协调。

以色列的目标仅限于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吗？答案是否定的。尽管乐观派认为以色列的袭击仅针对核设施和导弹基地，但其真实意图远超于此。以色列的真正目标是像对待叙利亚一样，彻底解除伊朗的武装能力，使其永远丧失还击能力。如今，伊朗在国际上孤立无援，其“抵抗轴心”盟友（如哈马斯、黎巴嫩真主党）已被大幅削弱，以色列认为现在是打击伊朗的绝佳时机。更进一步，以色列可能希望通过持续的军事压力，在伊朗引发全面、彻底的政权更迭。

以色列能否实现这一目标？从当前局势看，以色列对此充满信心，这主要源于其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尤其是在制空权方面。如今，伊朗的任何地面目标几乎都暴露在以色列的精确打击之下。尽管伊朗的防空系统在奋力抵抗，但其作用仅限于消耗以色列的弹药，难以改变战局。伊朗的关键设施，如核基地、军事仓库和能源基础设施，已成为以色列的“活靶子”。与此同时，伊朗对以色列的反击能力极为有限。即使伊朗的导弹能够击中以色列的军事设施或民用建筑，造成的损失也难以动摇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以色列可以承受一定程度的破坏，但其核心军事能力（如空军、情报系统）仍毫发无损。

伊朗媒体宣称击落了四架以色列战机，包括F-35，但这一说法99%是宣传手段，缺乏可信的照片、视频或目击者证言。从技术角度看，伊朗的防空系统难以有效对抗F-35的隐形技术和电子战能力。因此，从军事角度来看，伊朗已陷入极为危险的境地，其防御能力正被迅速削弱，以色列的战略目标似乎越来越接近实现。

以色列深知，仅凭空袭无法实现对伊朗的政权更迭。要推翻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政权，必须寄希望于伊朗内部的动荡，依赖伊朗民众对现政府的愤怒与不满，通过内部起义或政变来颠覆国家政权。在这一点上，我在德黑兰的朋友提供了一些清晰的信号：伊朗国内的确千疮百孔，其社会和政治结构的脆弱性显而易见。

由于伊朗政府与民众严重离心离德，其核心机构，包括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等关键组织，已被超过半数的伊朗民众视为“叛徒”。在伊朗的多数民众看来，加入革命卫队或为政府工作几乎等同于背叛国家，这种社会分裂在其他国家极为罕见。一个伊朗人若选择为政府效力，往往会遭到半数以上民众的敌视和排斥。虽说每个国家都有反政府的声音，但像伊朗这样对政府机构近乎全民的仇恨情绪，我从未在其他地方见过。

以色列显然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社会裂痕。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因此在伊朗国内大规模招募间谍，渗透活动变得轻而易举。伊朗经济崩溃、通货膨胀率高企（2018-2025年伊朗货币贬值近20倍），再加上民众对政府的深切不满，为摩萨德的行动创造了理想条件。一个经济困顿、信仰破裂的社会，几乎无法抵御外部渗透。

更令人担忧的是，即便在以色列的多次渗透下，伊朗的内部安全体系依然极为松散。我的一位好友亲口告诉我，他的亲戚通过了伊朗情报部门的体检和政治审查，但这一审查形同虚设，仅仅是走过场。申请者无需接受深入的背景调查，只需编造一个虚假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就能轻松通过面试，进入情报部门工作。这种低效和疏忽进一步暴露了伊朗国家机器的脆弱性，为摩萨德的渗透提供了便利。以色列正是利用了伊朗的这些内部矛盾，将空袭与情报战结合，试图在伊朗社会内部点燃动荡，进而推动政权更迭。

伊朗内部安全体系的松懈为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提供了巨大的可乘之机。近年来，最典型的案例包括2024年发生的莱西总统直升机坠毁事件，以及一个多月前阿巴斯港的大规模爆炸事故。几乎可以肯定，这两起事件都由以色列特工策划和执行。然而，当我向一些知情人士询问，为何伊朗在总统被暗杀后仍选择隐忍时，他们的回答令人深思：伊朗内部已被摩萨德渗透得无孔不入。如果伊朗选择报复，公开与以色列宣战，将意味着与以色列进入全面冲突状态，这将给伊朗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摩萨德可能在伊朗的每一个角落发起破坏行动和恐怖袭击，进一步动摇国家稳定。

伊朗的这种困境与其政权特性密切相关。自1979年伊斯兰共和国建立以来，这个政权依靠民众的革命热情和宗教激情上台。据说，99%的选民在最初的投票中支持建立伊斯兰政府。然而，许多伊朗人告诉我，他们在投票后的第二年、第三年就后悔了。伊斯兰律法与波斯千年文化传统之间存在深刻的张力，这种张力无法消弭。这种内在矛盾导致政权从诞生之初就遭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厌恶。一些人选择离开伊朗，流亡海外；更多人因亲人、朋友或事业的牵绊，不得不留在故土。然而，这些留下来的人往往出于无奈，而非真心支持现政权。他们中的许多人内心早已疏远政府，甚至对其充满敌意。这种社会分裂为以色列的渗透和颠覆活动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以色列敏锐地捕捉到了伊朗民众对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不满，并利用这一社会裂痕，通过情报机构摩萨德持续渗透伊朗，接连实现一系列战略目标，包括暗杀关键人物（如莱西总统坠机、革命卫队总参谋长巴盖里、革命卫队总司令萨拉米）和破坏重要设施（如2025年阿巴斯港爆炸以及多次伊朗近20年来的多次核设施爆炸）。然而，以色列的终极目标——推翻伊朗伊斯兰政府——真的能够实现吗？

正如前文所述，仅仅依靠绝对的制空权和空袭远远不够。要实现政权更迭，必须依赖伊朗内部的民众起义或政变。如果伊朗人民不从内部瓦解政权，以色列甚至美国将不得不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展开全面地面战争。然而，这将把伊朗变成一个充满巷战的战场，这是以色列和美国极力避免的场景。

伊朗的特殊性使其有别于伊拉克、利比亚或叙利亚，任何试图推翻其政权的外部势力都必须正视这一现实。伊朗拥有广袤的国土（164.8万平方公里）和近9000万人口，这些因素本身就构成了巨大的战略挑战。但更重要的是，伊朗的形成并非源自殖民列强的随意划分，而是像中国、俄罗斯或奥斯曼土耳其一样，源于一个悠久的帝国文明。作为一个曾经为中亚提供秩序与规则的波斯帝国，伊朗在数千年的历史中不断收缩，最终演变为今日的伊朗。尽管经历了多次外族征服和伊斯兰化，伊朗人民依然保留着3000多年前的帝国意识。这种意识根深蒂固，未因王朝更替或宗教变迁而消逝。

理解这种帝国意识对分析当前局势至关重要。伊朗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基于什叶派伊斯兰律法的神权政治——与这数千年的帝国意识存在深刻张力。许多反对政府的伊朗人将现政权视为“外来统治”，认为教士集团将阿拉伯化的伊斯兰教义强加于波斯文化之上。这种张力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伊朗民众普遍抱怨政府对波斯文化遗产的漠视。例如，波斯文学巨匠哈菲兹（Hafez）和鲁米（Rumi）的诗歌集因宗教审查而被删减，市面上只能买到阉割版，无法展现完整的波斯文学精髓。这让许多热爱传统文化的伊朗人感到愤怒。

其次，政府对伊朗新年（Nowruz）的冷淡态度进一步加剧了不满。伊朗新年是源于祆教（Zoroastrianism，前伊斯兰教）的传统节日，象征波斯文化的核心价值。然而，伊斯兰共和国因其非伊斯兰根源而刻意淡化这一节日的官方庆祝活动，最高领袖和政府官员往往仅作象征性表态。这种文化疏离使民众认为教士集团背离了伊朗的民族传统。

这些不满情绪在伊朗社会中广泛存在，反映了民众对现政权的疏远。许多人认为，教士集团的统治不仅未能尊重伊朗人民对波斯-伊斯兰传统的敬仰，反而将伊朗拖入经济困境和社会压迫的深渊。以色列正是利用这种内部矛盾，通过渗透和宣传，试图点燃伊朗社会的动荡，推动政权更迭。

然而，以色列虽然敏锐地捕捉到了伊朗民众对伊斯兰共和国政府的不满，却忽略了一个更为关键的要素：伊朗人民的帝国认同和古代文明意识并非由现政府灌输，而是自发形成的，深深植根于伊朗社会的集体记忆中。无需赘述伊朗人民对自身文化和前伊斯兰时期历史的热爱，绝大多数伊朗人都会自豪地告诉你，今日不属于伊朗版图的中亚国家（如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高加索三国（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伊拉克乃至部分土耳其和阿富汗地区，在历史上都曾是波斯帝国的一部分。这种认知并非源自政府的宣传，而是伊朗人民自发的历史认同，代代相传，深入骨髓。还不夸张地说，相当部分的伊朗知识分子认为，耶稣也是伊朗人。

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帝国意识超越了种族界限，在伊朗多民族社会中实现了高度的共享。尽管伊朗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包括波斯人、突厥人（阿塞拜疆人）和阿拉伯人，但他们共同拥抱这一文明与帝国的历史认同。这种认同与各自的族群身份并无冲突，反而成为联结各民族的精神纽带。因此，伊朗社会不存在显著的族际矛盾，波斯人、突厥人、阿拉伯人在面对外部威胁时，往往展现出惊人的团结。伊朗社会的主要矛盾并非民族之间的对立，而是全体人民与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之间的深刻分歧。这种分歧源于政府强加的什叶派神权意识形态与波斯文化传统的张力，而非民族间的分裂。

谈到这里，我们或许可以更清晰地理解伊朗人民的立场，以及以色列为何在战略上打错了算盘。原因显而易见：每一个伊朗人都是爱国者，但与此同时，每一个伊朗人也清楚地区分了爱国与支持现行的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之间的本质差异。这种思维方式在伊朗社会中广泛共享，构成了伊朗人民的核心信念。2024年莱西总统直升机坠毁时，部分伊朗人因对政府的不满而暗自庆贺。然而，当以色列的战机接连轰炸伊朗的居民区，造成数百平民伤亡，令德黑兰全城陷入恐慌时，伊朗人民会单纯地将以色列的攻击解读为“解放伊朗人民、推翻伊斯兰政府和教士集团的行动”吗？显然不会。

我原本以为，那些对政府极度不满的朋友会为以色列的空袭欢呼雀跃，但事实恰恰相反。我的一些好友曾因头巾问题多次被宗教警察拘留，甚至被关进监狱。她们积极参与了2022年的全国反政府抗议，多次向我表达对1979年伊斯兰革命前伊朗的怀念——那个时代的社会更加自由，政权更尊重波斯传统文化。然而，面对以色列的侵略，她们异口同声地告诉我，以色列攻击的不仅是政府，更是她们的祖国。每一个伊朗人都是爱国者，因此在国家面临外敌入侵时，她们选择站在伊朗政府一边，共同抵御侵略者。

她们还提到，在今天的伊朗，仍有一小部分人因以色列的入侵而弹冠相庆，视其为推翻现政权的契机。然而，这群人被绝大多数伊朗人鄙视，被视为“叛徒”。在伊朗人民心中，爱国主义超越了对政府的怨恨，面对外敌，他们选择团结一致，保卫国家。

在这一刻，伊朗人民无比清晰地区分了国家和政府之间的界限。诚然，对于伊朗人民来说，在现政府的高压统治下，若没有外部力量的介入，单靠自身力量可能永远无法推翻伊斯兰共和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伊朗人民会陷入一种简单的逻辑：将以色列的入侵视为“送来民主与自由”的解放行动，或认为以色列是为了拯救他们脱离教士集团的压迫。显然，伊朗人民对此洞若观火。在我看来，他们正面临着一个两难的困境：既痛恨现政府的专制统治，又无法接受外敌的侵略。然而，我那些极度反政府的伊朗朋友却坚定地告诉我，他们毫无纠结与困惑：“我们讨厌伊朗政府，但我们更憎恨以色列侵略者。我们必须首先赶走以色列的侵略者。”

这些朋友的立场为以色列的入侵定下了一个基调：指望通过空袭引发伊朗内部动乱、推翻现政权几乎是不可能的。承载着千年帝国意识和文明自豪感的伊朗人民，展现出惊人的韧性。他们绝不会将以色列的野心误读为对伊朗人民的“解放”。以色列的入侵不仅未能分裂伊朗社会，反而激起了全民的爱国主义情绪。他们将发现，在伊朗实现政权更迭无比艰难，因为这一目标需要地面部队的大规模登陆，而对以色列和美国军队而言，这无异于一场毁灭性的灾难。内塔尼亚胡何时会意识到这一战略误判？我们拭目以待。